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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滁州是一片荒蛮之地。北宋文学家欧阳修贬滁时描绘：“穷山候至阳气生，百物好与时节争。官居荒凉草树密，缭乱红紫开繁英……”（《啼鸟》）他用了“穷山”、“荒凉”这类字眼。

朱元璋在建立大明王朝前夕曾驻守滁州10个月，他对滁州的印象是：“滁，山城也，舟楫不通，商贾不集，无形胜可据，不足居也。”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这座名不经传的小城与历史上诸多书画大家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琅琊山的开发，太仆寺的设立，以及明季两京并立陆路“大动脉”的形成，应当是滁州文化艺术兴盛的重要推手。

01李阳冰李阳冰，字少温，赵郡（今河北赵县）人，唐文字学家、书法家。唐肃宗时先后任缙云、当涂县令，工篆书，得法于秦《峄山刻石》，变化开合，自成风格，代表作有《怡亭铭》、《般若台题名》等，后世学篆者多宗之，是中国书法史上继秦相李斯之后的第二座篆书高峰。他在《笔法论》中也自负地说：“斯翁之后，直至小生。曹喜、蔡不足言也。”肃宗上元二年（年）秋，流放夜郎中途遇赦的大诗人李白，在穷困潦倒和书生意气消磨殆尽的万般无奈中，乘一叶扁舟来到当涂，投奔时任当涂县令的李阳冰。当李白与这位小他20多岁的族叔生活在一起时，他惊讶地发现李阳冰的天才与博识，他在《献从叔当涂宰阳冰》诗中赞叹道：“吾家有季父，杰出圣代英……落笔洒篆文，崩云使人惊。吐辞又炳焕，五色罗华星。秀句满江国，高才掞天庭。”从一向以诗歌和书法自鸣得意的李白口中得此美誉，古代书家有几？唐大历六年（年）三月，李幼卿以“右庶子”身份出任滁州刺史。初到滁州，他发现滁城西南郊山峦起伏，逶迤数十里，却是遍地荒芜。他与一位名叫法琛的僧人合力凿石引泉，疏浚山溪，尔后特别邀请篆书大家李阳冰题写《庶子泉铭》。《庶子泉铭》一度引发众多文人围观。对于金石颇为精通的欧阳修为此专门写了一首《石篆诗》，他在序言中说：“学篆者云，阳冰之迹多矣，无如此铭者。常欲求其本而不得，于今十年矣。及此来已获焉。而铭石之侧，又阳冰别篆十余字，尤奇于铭文，世罕传焉。山僧惠觉指以示予。予徘徊其下久之，不能去。”欧公前任王禹偁作有《琅琊山八绝诗》，其中第七首《阳冰篆》描绘：“冷冷庶子泉，落落阳冰笔。云气势崩垂，龙蛇互蟠曲。”“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在拜观李阳冰石篆后称羡不已：“阳冰绝艺天下称，琅琊石篆新有名。”（《琅琊泉石篆》）可以说，正是因为李阳冰的题篆，才使得荒蛮的琅琊山最早沾溉了风雅之气。02吴道子吴道子（—），东京阳翟（今河南禹县）人，被历代画家推崇为“画圣”。初从张旭、贺知章学习书法，后改向民间画师学画，他才艺出众，刻苦用功，不到20岁就以擅画闻名。20岁以后当上县尉，由于热衷绘画，无意做官，不久便辞去县尉，“东漂”洛阳。当时恰逢佛教和道教广泛流行，全国寺院道观多达所，随着宗教场所不断兴建，宗教壁画风靡一时。吴道子专事壁画创作，在洛阳、长安都有了很高声誉。唐玄宗李隆基慕名召他进宫，出任宫廷画师。这一时期，他创作了大量宗教壁画，在今西安和洛阳的寺院道观，就有他创作的壁画多幅，代表作有道画《五帝五官》《星宿像》《鬼伯》《老君像》等，佛画《送子天王图》《地狱变相》等。《唐朝名画录》载：“京都屠沽渔罟之辈见之而惧罪改业者，往往有之。”吴道子运用传统的线描，表现物象“高侧深斜，卷褶飘带之势”，产生“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艺术效果，这一独具风格的佛教绘画被喻为“吴带当风”，以致元明之后的宗教壁画仍受到较大影响。琅琊寺前身宝应寺，始建于唐大历六年，为信奉佛教的唐代宗李豫赐名，距吴道子去世仅11年，自然少不了吴道子的绘画作品。现琅琊寺大雄宝殿后壁所存吴道子《观自在菩萨》画像碑，高厘米，宽57厘米。碑额有“观自在菩萨”五字楷书，碑面观音高68厘米，足下祥云缭绕，人物双手交于腹前，神态安详，笔法洗练，刻画生动。明代文学家宋濂《琅琊山游记》载：“（庶子）泉之南有白龙泉，祷雨多验。重行堂下，有明月溪。稍南有吴道子画观音及须菩提像刻石壁上……”文章写于洪武八年，可见早在明初，琅琊寺吴道子《观自在菩萨》画像碑一直受到前人的重视。已故著名美术史论家穆孝天先生在《琅琊山石刻选》（安徽人民出版社年第一版）序言中，重点述及吴道子《观自在菩萨》画像碑：“画面人物慈祥端庄之态令人肃然起敬。线条疏挺爽上，粗细有变，富有运动感，一派‘吴带当风的韵致跃然石刻……”03苏轼苏轼在中国文艺史上集散文家、词人、书画家于一身，其中书法位列“宋四家”之首。但是他一生仕途坎坷，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的路上。他对于滁州的好感，仅是从恩师欧阳修和挚友朱寿昌的诗文间接获得。宋元祐六年（年），滁州知州王诏看到欧阳修手书《醉翁亭记》碑“拓者日众，疲于打摹”，加之当初勒石笔画偏浅，碑文逐渐模糊不清，遂捎信给时任颖州知州的苏轼，恳请苏学士楷书写碑。再次捧读恩师的遗文，距欧公谢世已19年，联想自己政治失意，苏轼感慨万千，他濡墨挥毫，笔下的《醉翁亭记》端庄凝重、力透纸背。接着，应捎信人刘季孙之请，苏轼又写了一幅草书《醉翁亭记》。草书版《醉翁亭记》几经辗转，先后于河南鄢陵、新郑被藏家勒石，目前郑州博物馆还保存有草书《醉翁亭记》砖碑。元丰二年（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团练副使，开荒种地，艰难度日。隔江相望的鄂州知州朱寿昌闻讯，遣人送去酒食；苏轼亦常为朱寿昌写诗作画。当时湖北一带农民穷困，一般人家生养二男一女，再生则溺死，苏轼不忍，特地致信朱寿昌，请立赏罚，改变恶习。在《苏东坡全集》中，收录有苏轼致朱寿昌书信21封、诗8首、词2首，其中《满江红·寄鄂州朱使君寿昌》一词广为传诵。04文征明文徵明（—），号衡山居士，长洲（今苏州）人。少时文学吴宽，书学李应祯，画学沈周。54岁以岁贡生荐试吏部，任翰林待诏。工行草书，尤精小楷；擅画山水，早年所作多细谨，中年较粗放。亦善花卉、兰竹、人物。后人把他与沈周、唐寅、仇英合称“明四家”。明成化二十一年（年），文林由博平知县升任南太仆寺丞，15岁的文徵明随父一同前往滁州赴任，一住三年，期间从太仆寺少卿吕常学习诗文。弘治二年（年）文林获连任，文徵明再次来滁居住，随太仆寺少卿李应祯学习书法。居滁日久，他结交了许多当地的朋友，时常游历醉翁亭，对琅琊文化情有独钟。他在《重游琅琊山记》中说：“自念平生于滁，岂有宿分？数年来，所谓醉翁亭者，游历无虚岁，别来几何时矣。每有人自滁来，辄问讯诸山无恙否？则未始一日忘也。”弘治四年九月十四日，在南京办事的文徵明接友人函邀，作滁州之游。他与当地友人一行5人，在游览了醉翁亭和琅琊寺之余，产生遍拓宋元石刻的念头。九月十六日手拓数十块碑石，之后一连遭遇12天阴雨，只好带着遗憾作罢。正德八年（年），43岁的文徵明又一次来到滁州，探望时任南太仆寺少卿的叔叔文森。故地重游，眼前熟悉的场景令他感慨万端，是夜以诗抒发此行感受：“宦辙滁阳弟踵兄，我缘诸父得重经。只应故榻曾听雨，敢拟虚堂是聚星。两世相看亲叔侄，百年好在旧门庭。夜阑无限分违意，月满空阶酒正醒。”久试不第的文徵明对仕途渐生厌倦，做了三年翰林待诏之后，辞官归里，专心绘事。他是书画养生的践行者，67岁作大字行草《醉翁亭记》，79岁作《醉翁亭图卷》绢画，82岁作小楷《醉翁亭记》，90岁时还能以小楷书写扇面。直到今天，滁州尚存文徵明书写的《卢氏祠堂记》原碑。年琅琊山森林公园建成长约30米、高约3米的碑廊，重刻后的文徵明大字行书《醉翁亭记》成为一道文化新景观。05王铎王铎（—），字觉斯，河南孟津人，明天启进士，累官礼部尚书，南明福王时官东阁大学士。清顺治二年降清，官礼部尚书。王铎博学好古，工诗文，善书画，有《拟山园帖》行世，《清史》有传。王铎的书法蕴含功力与激情。钱谦益在他的墓志铭介绍，只要在阁帖中随便拈取一字，王铎“矢口立应”，写出来与阁帖对照，“如灯取影，不失毫发”，用工如此，可谓叹为观止。清梁巘《评书帖》：“明季书学竞尚柔媚，王（铎）、张（瑞图）二家力矫积习，独标气骨，虽未入神，自是不朽。”启功先生赞曰：“王侯笔力能扛鼎，五百年来无此君。”《王铎年谱》载，崇祯八年（年）八月，因与同僚矛盾，“自请调任掌南京翰林院事”。十一月，王铎与父母、二妹、四弟及奴仆一行七人赴南京上任，“至凤阳、临淮、池河，路遇农民军，时值傍晚，且战且走，仓惶奔逃一夜。后走盘山、关山，趋滁州西南山。”滁州惊魂一夜，让王铎难以释怀，南京安顿之后，他写下《琅琊山池避寇夜行》五律一首纪行：“野风侮卉木，鸦路助人愁。丧乱须臾险，妻孥灯火投。鼍鸣潭水沸，虎叫石门遒。独有寒江色，欣欣日夜流。”清顺治六年（年），58岁的王铎萌生退意。七月十三日，他用草书抄写自作诗15首于同一手卷，卷长.5厘米，纵26.6厘米，计余行，《琅琊山池避寇夜行》为其一。这是王铎传世最长手卷，也是他晚年书艺最成熟时作品，体现他的大写意书风，纵笔驰骋，元气淋漓，神态飞动，跌宕多姿。作为“二臣”，王铎长期经受苦闷、彷徨、失意，这些内心的挣扎亦在作品中时有流露。《王铎草书诗卷》初为金石考据学家、古文字学家容庚珍藏，上世纪五十年代，容庚与同为书法家、古文字学家商衍鎏、商承祚父子交换藏品。商氏父子珍爱有加，悉心研究，分别作有长文序跋，记录赏研心得。该手卷一直为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