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壁画与敦煌遗书中的衣冠服饰（下）

敦煌壁画中还有南海诸国人物，面部扁平，眼大唇厚，鼻孔朝天，肤色紫黑，卷发，裸体跣行，斜披锦巾，穿短裤，绫锦缠腰，项饰宝珠璎珞，手脚均佩镮钏。这就是《旧唐书》里所说的“不识冰雪，常多雾雨，王着白古贝，斜络膊，绕腰……拳发色黑，俗皆徒跣”的南海一带的“昆仑人”。各国王子图中侍者扶持的是昆仑王，驯狮牵象的是奴仆，当时称为“昆仑奴”（。古时中国人对东南亚黑人尼格利陀人的泛称。其部分随阿拉伯人来华。）唐代诗人张籍有一首《昆仑儿》诗中写道：

昆仑家住海中州，蛮客将来汉地游。

言语解教秦吉了，波涛初过郁林洲。

金环欲落曾穿耳，螺髻长卷不裹头。

自爱肌肤黑如漆，行时半脱木绵裘。（注：秦吉了。类似八哥，经训练，可学人言。）

这首诗形象地描写了昆仑人的风俗习惯和衣冠服饰，是壁画中昆仑人最好的注释。

各族王子中还有着白练裙襦，或着深衣袍，蔽束膝，戴莲花冠，插鸟羽为饰的人物，史籍中所载“插二鸟羽及金银为饰”“朝服尚白”“皆着曲领”“衣锦绣之文襦”“如唐巾裙”等，与此大体相符，显然这是属于东邻诸国的衣冠。唐朝与东邻诸国山水相连，交往频繁，衣冠服饰上有相似之处是很自然的。

安史之乱以后，河西为吐蕃奴隶主统治达七十年之久。（史称“蕃占时期”）吐蕃奴隶主俘汉人为奴隶，并强令汉人改着吐蕃装，只准每年元旦祭祖先时“衣中国之衣”，事毕“号恸而藏之”。当时沙州人民“皆胡服臣虏”。由于沙州人民团结抗蕃，维护国家统一，坚守孤城达十一年之久，在“无徙他处”的条件下，才以城投降，何况阎朝降蕃亦非真意，沙州人民是暂时把愤怒埋在心里。除了少数为吐蕃奴隶主效劳的官吏而外，老百姓多不愿着蕃装，因此，吐蕃统治时期壁画中的人物衣冠多为汉装。长庆二年（年）唐使过龙支城时，看到唐代戍边将士子孙“未忍忘唐服”，文宗时使者去西域经过河西，也看到诸州人民“其语言稍异而衣服犹不改”。敦煌出土《张淮深变文》中记载长安使者到敦煌时说在各州看到一些人“左衽束身”，“独沙州一郡，人物风华一同内地”。可见吐蕃统治时期的壁画中，人物衣冠多为汉装是有其特殊历史原因的。

同时期藏传佛教也由河西、敦煌等地流入中原。

帝王的衮冕，百官的幞头靴袍，妇女的大袖裙襦、袿衣，均继承盛唐形制，只有贵族妇女的大袖裙襦更为褒博侈丽，襦袖之大足有三四尺，唐王朝虽有禁令，只有李德裕在他的营内明令执行，“袖阔四尺，今令阔一尺五寸，裙曳地不过三寸”，但王公贵族并不执行，因而壁画中宽衣大袖照样流行。

壁画中出现了武士长身甲，“衣之周身窍两目”，并有甲靴，所以“劲弓利刃不能甚伤”。大历以后的塑像和壁画中到处可见，是吐蕃军队一种极严密的防御武装。

由于中西文化交流的频繁，天宝以后各族各国衣冠服饰的相互影响，各族王子的衣冠也发生了变化，窄身小袖袍有些已变为襕袍、缺骻衫或者大袖裙襦，戴各种“毡帽”、“绣帽”、“侧帽”、“搭耳帽”和“暖耳”，穿履、乌靴。既有唐朝官服的形式，也具有不同的民族特色。

最突出的是出现了以吐蕃赞普为中心的各国王子图，赞普及侍者均着左衽长袖缺骻衫，辫发束髻于耳后，项饰瑟瑟珠，头戴红毡高帽，腰束革带，佩腰刀长剑，穿乌靴，张曲柄盖。与《新唐书·吐蕃传》中所说“身被素褐，结朝霞冒首，佩金镂剑”，其官之章饰最上瑟瑟”，“男女皆辫发，毡为裘，赭涂面”大致相符。惟赭面风俗壁画中没有发现。据《旧唐书·吐蕃传》记载，贞观年间文成公主入藏以后，“公主恶其人赭面，弄赞令国中权且罢之，自亦释毡裘，袭纨绮，渐慕华风”。壁画中的吐蕃装已是革除赭面将近百年的风俗，正如唐人陈陶《陇西行》一诗所说，“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可见已不完全是吐蕃原来衣冠。

赞普身后有戴虎皮帽，着虎皮衣的侍者。虎皮吐蕃叫“大虫皮”。吐蕃制度，“贵人有战功者生衣其皮，死以旌勇”。虎皮衣帽是吐蕃表彰英雄的民族服装。

壁画中还有身着左衽长袍，而头束双童髻的奴婢，这是蕃汉混合装。吐蕃统治时期沙州建立了许多部落，如思董萨部落、阿骨萨部落、行人部落、中元部落等，聚居着各族人民。吐蕃人民与汉族人民在“义同一家”的长期生活过程中，生活风习互相交融，自然形成的一种混合装。

大中二年（年）张议潮顺应各族人民（其中包括吐蕃人民在内）的意愿，率众起义，收复了河西十一州，恢复了农业生产，打通了中西交通，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唐王朝封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统治河西。在张氏家族统治期间，衣冠服制与中原无异。帝王仍服衮冕，通天冠则犀簪导，大袖襦，缘裙，蔽膝，与“开元礼”规定相符。官吏仍着大袖裙襦或幞头靴衫。幞头略有变化，“其垂二脚，或圆或阔，用丝弦为骨，稍翘翘矣”。节度使张议潮、索勋等画像均着赭袍，戴幞头。幞头二脚翘于两侧，已有平直倾向，这是唐代幞头从软裹到硬脚的一个大变化。（三代归义军：张氏、索氏、曹氏。从晚唐到宋初。）

农民、船夫、奴婢亦着幞头靴衫，但多为缺骻衫，幞头形式也不一样。

贵族妇女多着衫裙、帔帛、高髻、花钗。宋国夫人着青罗襦、长裙、高髻，饰花钗九树。《开元礼》内外命妇花钗条说：“……施两博鬓，宝钿饰，一品九树。”被封为古神武统军、万户侯、“官高一品”的张议潮的夫人，头饰花钗九树，合于当时封建品级制度规定。

晚唐时代贵族妇女襦袖越来越宽大，并出现了一种新装——白纱笼袖，即在大袖锦襦内穿一层透明的白纱袖，手笼袖内，略见指掌。衣裙帔帛日益豪华艳丽，发髻面饰也更为复杂，满头插花钗，项饰瑟瑟珠，眉间作五出梅花，涂红粉，画蛾眉，点花子，与《簪花仕女图》的服饰多有共同之处。所以敦煌曲子中说：“及时着衣，头梳京样。”陆游的诗里也说：“凉州女儿满高楼，梳头已学京都样。”可见敦煌的时装与中原衣冠的变化息息相通。

劳动妇女也着衫裙帔帛，但质料则为粗糙的绢葛，色彩限于黄白。奴婢亦有着幞头靴衫，“束装似男儿”的装扮，“臧获贱伍者皆服襕衫”，可见这是唐代奴婢的时装。壁画中也有穷苦的乞讨者，头无花钗，衣无纹饰，破衫敝裙，衣不遮体，与敦煌民歌中“妻子无裙覆，夫体无袴裈”的描写相符，与贵族衣冠形成鲜明的对比。

唐代舞乐是很盛的。唐王朝设有内外教场专门训练歌舞百戏艺人，并拥有“音声人”万余人，皇宫里有“宫伎”，官府里有“官伎”，军营里有“营伎”。《张淮深变文》里有“日置歌筵”的记载，可见节度使衙门里是有“官伎”的。《张议潮出行图》中有“营伎”，乐工均戴缬花帽，穿团花袍、褠衣、白袴，与唐代鼓吹乐工服装相同。舞伎分两行：一行戴幞头，另一行束双髻，缯彩络额，垂于背后，均着缺骻花衫、白袴，挥舞长袖，大概是吐蕃舞。张议潮起义队伍里有大量的吐蕃人，其中就有能歌善舞的“吐蕃女子”。《宋国夫人出行图》中也有一组歌舞，舞女四人，高髻，衫裙，帔巾，笏头履，四人围成方阵，挥动长袖，翩翩起舞。与唐诗中所说“妙手轻回拂长袖，高歌浩瀚发清商”的中原清商乐相似。长袖则是中国传统的舞衣之一。

壁画中还有许多民间俗舞俗乐。如婚礼中、酒肆里，都有小型舞乐，舞工乐工均着幞头、襕衫、乌靴。舞姿，一手高举，一手叉腰，很像六幺舞。

唐代歌舞与百戏往往混在一起，壁画中有各种“竿木之戏”。《宋国夫人出行图》中的“戴竿”最为惊险，顶竿者着连衣裳，外套半晰，白袴乌靴，头顶长竿。竿上四少年赤裸上体着犊鼻裤，攀缘做戏。有的平衡，有的倒挂，有的攀缘，身轻脚捷，非常惊险。

张议潮收复河西以后，政治形势变了，吐蕃赞普的形象退出了画面，吐蕃装在壁画中几乎绝迹。

唐代末年，在军阀割据声中，曹议金继张氏之后为归义军节度使，从五代到宋初百余年间，曹氏家族祖孙五代统治瓜沙等州一百四十多年。他们与中原政权有密切的关系，与北方的辽、西面的于阗和西州回鹘、东面的甘州回鹘和睦相处，友好往来，甚至结成姻亲关系。反映在衣冠服饰上仍然是既有中原汉装，也有西域胡服。少数民族服装也逐渐染上了中原衣冠风采。

壁画中之帝王，服衮冕、通天冠、深衣袍，与唐代无异。于阗国王也戴冕旒，上缀北斗七星，着衮龙深衣袍，方心曲领，白纱中单，长裙蔽膝，大带，分梢履。腰佩长剑，衣裳饰日月星辰十二章，与《宋史》所载“珍异巧缛，前世所未曾有”的“平天冠”完全一致。所以册封使高居诲说：“圣天衣冠如中国。”但于阗国王是回鹘人，还有一些特有的民族服饰，如“头后垂二尺绢，广五寸以为饰”，手上戴镶嵌宝石的指环。近年来发现于阗国主牵狮像，高鼻虬髯，戴绣花搭耳帽，穿朱红袍。胡帽与汉装相结合，这些都充分说明于阗与中原亲密而又悠久的历史关系。

五代宋初，官吏着袱头靴衫或进贤冠大袖裙襦，曹议金、曹元忠等节度使形象皆戴展脚幞头，着绛色襕袍、乌靴，与《宋史》所载宋朝人有赭黄淡黄袍衫，玉装红束带，皂纹靴……皆皂纱折上巾，大体相符。皂纱折上巾就是幞头，“五代渐变平直”，“平施两脚，以铁为之”，逐渐变为后来的乌纱帽。

衫、袍，是五代宋初的“时服”。除了官吏，农夫、圉人、商贩、奴仆、舞伎皆着“四衫”、幞头、乌靴。幞头则多展脚、交脚、朝天等式。另一种西北特产的毛布做成的短褐，短身窄袖，也是各族劳动人民的常服。（四衫：四种颜色、材质的常服。如，皂、白、紫、繝。葛、麻、棉、革。）

五代宋初，继承了晚唐妇女的大袖裙襦，白纱笼袖之制，但襦袖之大远远超过了唐代。《旧五代史》里说：“近年已来，妇女衣饰，异常宽博，倍费缣绫。有力之家，不计卑贱，悉衣锦绣。”曹氏家族妇女画像中主妇奴婢，“悉衣锦绣”，头饰也更为复杂，“绣面”、“花颜”，都超过了前代。敦煌曲子中所谓“犀玉满头花满面”，正好是曹氏家族奢靡之风的写照。

五代宋初流行回鹘装，戴凤钗步摇冠，穿翻领红袍、绣花鞋。节度使曹议金的夫人即着此装，但头戴毡笠。《新五代史》记载回鹘妇人时说：“妇人总发为髻，高五六寸，以红绢囊之。既嫁，则加毡帽。”回鹘公主戴毡笠合于出嫁后的身份。窄袖翻领长袍则是回鹘妇女的时装和礼服。

五代宋初的甲胄之制，一如唐代，但帝王翊卫武士与唐稍异，均着绯衫，外套裆，穿战裙、大口裤，麻鞋、红巾抹额，持班剑，与《新唐书·仪卫志》中“……服绯施裆，绣野马，皆带刀捉仗”的“散手仗”相似。《曹议金出行图》中的仪卫武士则与此不同，皆着缬花帽、四衫，乐工、轿夫、奴婢也着此装。

公元11世纪初，党项族据有河西，在“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的基础上建立了西夏政权，统治河西一百八十余年。壁画中的服式大体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中原汉装，如妇女的窄袖衫裙、团冠。农夫、铁匠、商贩等头裹皂巾，穿襦袴、行縢、麻鞋；另一种是西夏装，赵元昊一方面“曲延儒士”，“渐行中国之风”，同时又要显示民族特色，因而“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在唐宋袍衫之制基础上，加上党项民族服饰，就形成了“文职则幞头靴笏，武职则冠金帖起云镂冠，银帖间金镂冠、黑漆冠，衣紫旋襕，金涂银束带，垂韘”的制度。壁画中的武官服饰与此大体相符。奴仆则服缺骻衫、行縢、麻鞋。赵元昊还下过“秃发令”，故西夏人多不蓄长发。贵族妇女着交领窄袖衫、百褶裙、弓履，头戴小冠，两侧插步摇。窄袖衫是宋朝妇女时装，步摇冠又与回鹘装相似。当时西夏境内，从东到西都有回鹘部落，因而壁画中颇多回鹘形象。回鹘王戴白毡高帽，着圆领团龙襕衫、毡靴。侍从武士着褠衣白裤、束重带，垂韘（韘：音同射。佩饰，类似后世的扳指。），戴毡帽垂红结绶，背圆盾，持铁爪篱。回鹘王妃着翻领红袍，戴“博鬓冠”，上立金凤，四面插花钗，与宋朝凤钗冠类似，其基本服制则与西州回鹘服饰相同。

公元13世纪，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统一了中国。建立元朝。袭用汉族封建制度，在衣冠服饰上，“近取金宋，远法汉唐”，制定了一套历代相承的“法服”。同时也保留着蒙古族的民族服装——“质孙”。壁画中蒙古王公贵族着黄色“氁衫”，戴笠帽。双耳饰环，耳后垂发髻，穿六合靴。其冠制与《元史》天子质孙中“宝顶金凤钹笠”相似。另有男装叫“搭护”，在衫外套“褙子”，并有比肩之饰，如武士云肩，穿五色靴，所谓“鬃笠毡靴搭护衣，金牌骏马走如飞”。搭护衣是蒙古族骑士的服装。

壁画中有蒙古贵族妇女的供养像，头戴“顾姑冠”，身穿“纹绣绞衣”。这种衣服“宽长曳地行者，两女奴拽之”，这是蒙古贵族妇女的一种礼服。

从十六国到元代的敦煌壁画中既有汉式衣冠，也有“胡服”，反映了多民族国家衣冠服饰的丰富多彩的特色，也反映了各民族风俗服饰互相影响的关系，为研究我国衣冠服饰发展史，提供了许多史籍所不载的珍贵资料。

衣冠是人类必需的御寒蔽体的物质生活条件之一，也是精神文明的表现。在阶级社会中，衣冠服饰也反映着鲜明的阶级意识，孔子在《论语》里说过：“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并把统治阶级的衣冠视为不可触犯的“法服”，这是奴隶主阶级的服饰观。到了封建社会，不仅封建地主阶级与劳动人民之间存在着所谓“尊卑”、“贵贱”的阶级差别，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也有复杂的品级制度。隋唐衣冠就有九品制，每品还有正从之分，按法定品级，“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敦煌壁画中的衣冠服饰正反映了这个森严的阶级等级制度。

封建统治者宣扬以“礼”治天下，他们说：“礼莫明于服，服莫重于冠。”所以服式多以冠为名。服式、质料、色彩、花纹都有鲜明的等级差别。壁画中的冕旒、通天冠、进贤冠、深衣袍都是帝王官吏的“法服”。袴褶、裙襦、犊鼻、巾帻多为平民的服装，统治者称为“虞旅贱服”，而且规定“上得通下，下不得僭上”。有些服式虽然“贵贱通服”，但质料是不同的。汉代就有严格的规定，十六国时代，苻坚造了一种金锦，规定“工商皂隶妇女不得衣之，犯者弃市”。唐代的帝王、官吏、后妃、宫嫔，穿绮罗锦绣，而“诸部曲、客女、奴婢服絁绢布，色通用黄白，饰以铜铁”。但是“豪家富贵逾常制……从骑爱奴丝布衫”。所以唐代壁画中有许多官家奴婢也穿绫罗锦绣，可见禁令只是限制老百姓的。

服装色彩的等级制更为严格。服装色彩是随统治者的好恶而变化的。如唐初尚赤黄，“天子袍衫用赤黄”，因而禁止官吏百姓服赤黄。百官服色贞观中始令“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绯，六品七品以绿，八品九品以青”。以后又多次改变，唐代前期供养人服色不完全符合制度。开元、天宝以后，唐王朝政治腐败，生活糜烂，“赐紫”、“借色”风行一时，弄得朝会时“朱紫满庭”，品级不分。唐代后期壁画中的官吏形象，多着赭袍，没有朱紫青绿之分，这与当时服色混乱不无关系。但对庶民百姓“有不依令式”公开着朱紫青绿等色袄子者，就必须命令有司“严加禁断”，否则“贵贱莫辨”，“有蠹彝伦”，是要治罪的。（注：绯色，深红色赭色，红中有黄的。红中夹黄的颜色。）

统治阶级的衣冠，不仅色彩鲜丽，而且有很多装饰花纹，帝王的衣裳饰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象征“光照下土”“泽沾下人”“神武定乱”“物之所赖”等政治意义。帝王冕侧悬两个绒球，象征不听谗言。冕上垂十二旒，象征目不斜视。帝王将相衣服多以龙为饰，但帝王之服龙头向上，王公之服龙头必须向下，以示臣服于天子。官吏亦以品级高低，装饰不同的花纹。如果穿错了是要治罪的。《宋史·舆服志》里说：“俾闾阎之卑，不得与尊者同荣；倡优之贱，不得与贵者并丽。”封建统治阶级在穿衣戴帽上都极力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和他们的审美观点，其目的不言而喻是为了巩固他们的封建统治。

但是，通过衣冠服饰的形式、纹样、色彩，也可以看到当时的织绣、印染工艺技术的高度成就，特别是在纹样的设计和创造上，像唐初有名的纹样设计师窦师纶所设计的“陵阳公样”，那是具有高度艺术意匠的。

虽然敦煌早期壁画比较简略，但已能看到刺绣、织锦和蜡缬花纹。隋唐壁画逐渐精致，等身供养人画像衣裙上有绣花、有织锦、有缬染、有绘画等不同手法的装饰。装饰纹样多种多样，从早期的棋局纹小团花到隋代的菱纹、忍冬纹、折线纹、狮纹、凤纹、飞马纹和具有波斯风味的圆环连珠纹、狩猎纹等，到了唐代则有石榴纹、团花纹、宝相花纹、菱纹、方胜纹、云纹、练雀纹、雁纹、鸳鸯纹、翔凤纹、团龙纹、狻猊纹等等。古代的工匠们把自然形态的植物、动物形象，加以概括、提炼、变化，组合成各种具有装饰美的纹样，并赋予不同的色调。特别是晚唐时代，缬染普遍流行，往往在衣裙上画出蜡缬、夹缬、缬的不同效果。最引人注目的是朱紫自然交错的撮晕缬，五彩缤纷，鲜艳夺目。唐诗中说：“布素豪家定不看，若无纹彩入时难。”晚唐女供养人豪华艳丽的衣裙正是当时流行的时装，也是官僚贵族们穷奢极欲生活的反映。

但是，“遍身绮罗者，不是养蚕人。”“窗下掷梭女，手织身无衣。”精致的绫罗锦绣，美丽的装饰花纹和大方美观的服装式样，都是当时的技师和劳动人民血汗和智慧的结晶。

（本专题，上下篇完）

校对：王一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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