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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统治中国的历史不足百年，其文学艺术大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以复古为导向，后期开始张扬个性。元朝的书法总体不脱赵孟頫风格的笼罩，但到了元末，出现了康里巎巎、杨维桢、倪瓒等一批风格面貌独特的书法家，为元代书法带来新气象。
其中被称为东南文坛盟主的杨维桢（一二九六—一三七〇），是“铁崖诗派”的领袖，是竹枝词创作的推动者，是玉山雅集最具影响力的参与者，也是元末个性化书风的引领者。杨维桢在当时以文章誉满天下，而其矫矫不群的书法也被后人视为元末书风变革的代表之一。
杨维桢是浙江诸暨人，早年发奋苦读，三十二岁中进士，授天台县尹，任职三年，因惩治黠吏被免；四年之后，左迁钱清场盐司令，任职五年，回乡丁忧；十年不得复职，直至至正十年（一三五〇）授杭州税课司副提举，后改任建德路推官，任职八年。此后，授江西等处儒学提举，不赴。杨维桢前后任官时间总计十六年，其余的岁月都是赋闲，虽然是仕途不顺，却为他从事艺术活动提供了时间保证。在杨维桢三次出仕的前后，他一生中有四段较为空闲的时光，分别是早年读书三十一年、免职回乡四年、丁忧赋闲十一年、终老松江十一年。前两段时间他都在诸暨老家度过，以读书为主，与外界接触有限。而后两段时间他游走于杭州、湖州、嘉兴、平江、松江等地，社会交往大大拓展，文艺活动频繁参与，知名度不断提升，最终成就了他的历史地位。
笔者查考到的杨维桢存世五十件书画作品中，属于他任官于钱清和杭州建德时期的分别只有一件，丁忧赋闲时期的有七件，终老松江时期的多达四十一件。可见杨维桢丁忧赋闲和终老松江的这两个十一年，对他的艺术活动和书法创作极为关键。
“杨子十年官不调”
中岁浪迹浙西十一年
至正元年（一三四一）冬，杨维桢丁忧期满，将家产尽数让与兄弟，携妻、子移居杭州，等待重新授职。然而几个月过去了，杨维桢几次到江浙行省衙门去询问，却一直没有起复的消息。杨维桢多方打听，渐渐猜到几分原由。因为元代官员每三年要进行考核，在迁转离任时也要由上级部门开具解由，写明官员政绩、考核情况、任职时间和升降原因，放入档案。可能是杨维桢在天台任上与黠吏的斗争、在钱清任上与行省官员的争执都被记录在案，对他的复职产生了不利影响。这样一来，杨维桢就陷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尽管工作努力，但上司并不首肯，沦落到教市井小儿读书，这与杨维桢考中进士时的抱负相差何啻千里！故杨维桢有《漫题》诗慨叹其处境：
二十才名满帝京，
銮坡飞翰照丹青。
如今落魄西湖上，
华发临窗写道经。
这时期杨维桢经常出入杭州道观，与执掌开元宫的道士张雨成为忘年交。
二人经常聚会，一起饮酒、赏画，诗歌唱和，书法上也互有影响。在乾隆内府《三希堂法帖》中，收录了苏轼《维摩赞》《魫冠颂》，后有元人杜本、张雨、杨维桢跋，均书于至正三年（一三四三），应为一时之作。
张雨（一二八三—一三五〇）字伯雨，号贞居，又号句曲外史，浙江杭州人，茅山派著名道士，擅诗文书法。
杨维桢题跋字形较为扁方，运笔流畅妩媚，线条粗细对比强烈，风格与晚年明显不同。明人吴其贞《书画记》卷二称此作“书法松秀，有熟中回生之意，有殊于常者”。其实这是杨维桢最早的存世作品之一。如果把它和杨维桢题《柳桥渔唱图卷》对比，可以看出二者风格较为接近，仍然不脱赵孟頫书风的影响。
至正四年（一三四四）十一月，湖州长兴蒋氏派人礼聘杨维桢赴东湖书院执教。长兴南倚湖州，北接宜兴，东临太湖，是山水清幽之地。杨维桢在此任教期间，开始纵情山水，享受人生。他的进士身份、他的铁崖诗名，使他每到一处，都受到热情的接待。在湖州山水间，杨维桢找到了一代名家的自信。
至正五年（一三四五）春，杨维桢在长兴还有一个重要收获。湖州冶师缑长弓从太湖湖底得古剑，因锈蚀不堪用，铸为铁笛，送给杨维桢，杨维桢此前在杭州时，已经自号“铁心道人”，得到铁笛之后，遂号“铁笛道人”。这支铁笛长达二尺九寸，笛身九孔，笛声如龙吟，甚是引人注目。这支铁笛好似一件神兵利器，大大提升了他受欢迎的程度。
《春水楼船图轴》
美国华盛顿赛克勒博物馆藏有一幅元人马琬《春水楼船图轴》，画上的杨维桢题诗，可能就是作于长兴。画中一山临江兀立，山下有一文士骑马而行，山上朱阁巍峨。作者马琬在左侧题款“至正三载冬仲廿五日，文璧为刘本中写。”
马琬字文璧，号鲁钝生，秦淮人。他于至正初年在杭州师从杨维桢学习诗文，至正九年（一三四九）随杨维桢流寓松江，明洪武三年（一三七〇）出任江西抚州知州。杨维桢《鲁钝生传》把马琬与前辈张雨、黄公望并称为“海内奇士”，评价极高。
画幅右上角有杨维桢题诗：“山头朱阁与云联，山下长江浪接天。待得桃花春水长，美人天上坐楼船。”款署铁厓。
台湾傅申先生认为此字迹与杨维桢《鬻字窝铭》书风相同，而与其晚年书风不同，将其判定为杨氏较早的书迹，是很正确的意见。然而他将杨维桢题诗时间判定为一三四三—一三五五年，还是太过宽泛。笔者根据杨氏字迹、落款、钤印，认为题诗的时间就在至正四年至五年（一三四四—一三四五）。
杨维桢为马琬作《鲁钝生传》云：“余尝邂逅生西湖之西、东湖之东”。西湖在杭州，东湖即东湖书院，说明马琬曾到长兴看望老师。杨维桢《铁崖先生诗集》（南京图书馆藏清抄本）辛集有《题马文璧弁山图》，弁山在湖州、长兴间，此图当作于马琬赴长兴时。则杨维桢为马琬《春水楼船图》《弁山图》题诗，或许都在马琬这次长兴行程中。
杨维桢在长兴期间，曾率弟子蒋克勤、吴复等泛舟太湖至宜兴游玩。其《游张公洞诗序》云：“至正丙戌（六年）立春之明日为人日……余领客驾舟涉大雷泽……乘月至张公山，宿天申观。明日，道士姚致和、周藏用、丘松涧同登山阅洞……就石壁题名镌岁月。”
杨维桢一行游张公洞的题名石刻，在山顶朝天洞口西侧石壁上，这也是目前仅见的关于杨维桢游踪的题名石刻。为正书三行：“至正六年正月八日，会稽杨维祯领客富春吴复凡七人来游。”
未署书者姓名。从字迹来看，是元朝最为流行的赵孟頫风格，与杨维桢书风不类，可能为同行某人（也许是吴复）书写，而由道士镌刻。
至正六年（一三四六）冬，杨维桢举家迁居平江（今苏州），这是他人生中又一次重要转折。他去平江的具体原因，在《上樊参政书》中透露：“然力不任负耒，而又窃食于吴，教授市中儿，以为妻子之养。”
直陈自己在吴门靠教书养活家人。“教授市中儿”说明他所教的不是官学，而是私塾或者家教的性质。
杨维桢在平江期间，不但有了稳定的生活和收入，而且成为吴门文化圈的重要一员。他广交朋友，参加各种宴集、郊游活动，泛舟太湖、汾湖，登洞庭山，到过吴江垂虹桥，也到过昆山马鞍山。特别是至正八年（一三四八）他应昆山顾瑛之邀，多次参与玉山草堂雅集，留下大量的雅集诗文，成为玉山雅集的核心人物。可以说，杨维桢打开了生活的新天地，感受到“杨子休官日日闲”的美好。
据记载，杨维桢在昆山玉山草堂写下许多诗歌和文章，也曾为顾瑛的很多藏画题诗，顾瑛把它们都精心收集好。可惜经过元末兵乱，在明代人的书画著录中已经不见踪影，这是很可遗憾的。杨维桢这一时期在吴门留下的唯一墨迹，是在邓文原《临急就章》（故宫博物院藏）后面的五行题跋。到平江以后，随着杨维桢诗文名声渐长，登门请其撰文的明显增多。根据《东维子文集》统计，仅至正七年（一三四七）下半年，他就写了《清溪亭记》《送张从德之湘乡州判序》《送陈汝嘉漕掾秩满序》等多篇文章。这里面有为友人或门生所撰，也有为陌生人所撰，其中大部分是收取润金的。
到了至正九年（一三四九）三月，杨维桢离开平江，前往松江潢溪的吕氏义塾（在今上海金山区吕巷镇）授学。义塾是民办的免费学校，与官学、书院相比它的规模较小，层次较低。吕氏义塾的学生，除了吕氏家族子弟之外，还收了一些贫而好学的年轻人。杨维桢教授的科目，则以他所擅长的《春秋》经学为主。
杨维桢到松江的当日，就有已故水利官员、著名画家任仁发的外孙卫仁近前来求教。次日访客更多，既有卫仁近请杨维桢撰《敬聚斋记》，又有华亭县尹张德昭之子叔温携华亭文人袁凯来谒，还有钱鼒、吴达来谒。可见杨维桢到松江的消息传播极快，慕名拜访者纷至沓来。
《天香引》诗帖
至正九年至十年，杨维桢在松江期间的两件墨迹，见证了他和松江两个望族璜溪吕氏、张堰杨氏的交往。一件是《天香引》诗帖，现藏故宫博物院，装裱在《虞集等人行书诗札》中。释文如下：
天香引一首，敬上橘隐仙翁之寿。门客杨维祯称觞再拜。西楼宿雨初晴，星照长庚，人在蓬瀛。橘里乾坤，山中宰相，天上声名。清露饮莲花玉井，紫歌象板银筝。难弟难兄，合璧连城。佳婿佳翁，玉润冰清。
杨维桢不仅擅长诗文，也是一位散曲作家，他在雅集中经常欣赏散曲演唱，还亲自撰写曲词甚至谱曲。他的散曲创作分为两类：
一类是曲词的创作，目前存世杨维桢散曲有三十首，其中小令二十九首，套曲一首；
另一类是曲调的创作，即创制“新腔”。
《天香引》属于小令，是至正九年为“橘隐仙翁”祝寿而作，据笔者考证，“橘隐”指吕良佐。
吕良佐（一二九五—一三五九），字辅之，世居吕港，有才干而不愿出仕，好客重义，“四方大夫士归之者岁无虚，燕来赆往靡厌倦，得美誉湖海间，呼为淞上田文。”故杨维桢自称『门客』。
《竹西志》
另一件是《竹西志》，与元人张渥《竹西草堂图》合装为一卷，现藏辽宁省博物馆。受画者杨谦。
杨谦（？—一三六三后），字平山，号竹西，世居华亭张堰（今上海金山区张堰镇）。他曾经出仕，退隐后建不碍云山楼、竹西草堂。
《竹西志》未署年份，其字迹以行书为主，落款“铁篴道人”也是行书，与杨维桢晚年行、草掺杂的书风不类，必为早期作品。落款姓氏写作“扬”，在杨维桢全部传世书迹中，只有至正八年跋邓文原《临急就章》与此幅相同。《竹西志》落款“鐵篴”二字都作行书，与杨维桢《题王渊秋景鹑雀图轴》落款相似；尤其是“篴”字下部作“遂”，亦与《题王渊秋景鹑雀图轴》落款相同，而不同于其晚年定居松江以后“篴”字下部全部作“逐”。
从文中“明日，公子来请”可以看出，杨谦所居距杨维桢不远，则当为杨维桢客松江时所作。杨维桢一生中两次客寓松江，第一次在至正九年至十年（一三四九—一三五〇），第二次在至正十九年至洪武三年（一三五九—一三七〇）。既然通过书风、落款、印章排除了至正十九年以后的可能，则必为前一时期的字迹，书于至正九年三月杨维桢到松江后不久。
杨维桢浪迹浙西和终老松江的两个十一年，在他的艺术人生中极为重要。前一个十一年（一三三九—一三五〇），杨维桢欲复职而不得，为温饱奔忙，周游于杭州、湖州、平江、松江等地，通过课徒、鬻文来获得收入，同时广交朋友，参与文人雅集，发现了人生的另一种乐趣。
后一个十一年（一三五九—一三七〇），杨维桢有官职而不赴，自愿选择终老于松江，培养弟子，领袖文坛，在乱世中享受江山风月。这两个阶段，杨维桢的人生观、艺术观发生了很大变化，直接影响到其艺术思想、艺术风格的形成。
从杨维桢的文集、诗集以及传世墨迹来看，他的作品大多产生于前后两个赋闲的十一年。
“江山风月福人”
晚岁定居松江十一年
至正十八年（一三五八）岁末，经历了建德之难的杨维桢，升任奉训大夫、江西等处儒学提举。但他此时六十三岁，对仕途已经绝望，更不愿去远道赴任。他于次年二月从富阳返回杭州。此时的杭州暂时平静，但杨维桢深知，已经两次被农民军攻占的杭州绝非安全之地。哪里是合适的终老之所呢？
凑巧的是，至正十九年（一三五九）秋天，松江故人接踵而至。九月，原松江同知谢伯理来杭州，请杨维桢撰《悦亲堂记》。同月，松江吕良佐去世，其长子吕恒专程到杭州请杨维桢撰墓铭。此时，松江同知顾逖又给杨维桢发来了担任松江府学教授的邀请。杨维桢欣然接受，立即携家人于十月初启程赴松江，此后终老于此。
为什么杨维桢乐于去松江呢？
首先，是因为松江同知顾逖为他提供了一份稳定的教职和收入。杨维桢《心太平铭》云：“予自壬辰兵兴来，遭罹死地者凡四五。然今年以淞府长顾公之招，客予于府庠。”顾逖是至正年间进士，担任松江同知后立即重修被苗军焚毁的松江府学，并礼聘名师执教，其中有“专经之师五人”，分别教授《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五经。杨维桢以《春秋》名家受聘。
其次，松江邻近东海，地理位置相对偏僻，因而受到元末战乱的冲击较少。自从至正十一年红巾军起事以来，大江南北已饱受战乱之苦。长江上游的九江、芜湖、南京等地都发生过大的战役。而松江因其偏远，并非兵家必争之地，所以除了至正十六年遭到苗军洗劫之外，还算比较安定。尤其是至正十七年张士诚降元以后，他占据的苏、松地区恢复了太平，成为乱世的避风港。
第三，松江是张士诚的地盘，张士诚轻徭薄赋，广延文士，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元末东南文人大多对张士诚抱有一定的期望，投奔其麾下者数以千计。张士诚并不是一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他所用谋士大多是乌合之众，真正的贤才在他那里也得不到大用。不过，张士诚对于文人的宽容，还是超过了当时的元政府和陈友谅、朱元璋等农民武装，故文人在他的地盘里有安全感。
第四，杨维桢在松江已经积累了很多人脉资源。杨维桢此前去松江执教璜溪书院时，结识了众多官员、豪门、文士。他重回松江，如龙入渊，似鱼得水，左右逢源。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即便后来顾逖调离松江，杨维桢并没有落魄或者迁徙，而是继续在松江享受江山风月。杨维桢除了讲授《春秋》，他也指点学生的诗赋。他说：“余在淞，凡诗家来请诗法无休日。《骚》《选》外，谈律者十九。余每就律举崔颢《黄鹤》、少陵《夜归》等篇，先作其气而后论其格也。”很多来访者的诗文墨稿留在杨维桢家里，有些经过杨维桢评点，并悬之于壁。杨维桢的草玄阁就变成松江诗文的会展中心。
杨维桢《评陈樟空翠诗页》
如陈樟《空翠》诗页、林世济《空翠》诗页（《平生壮观》卷四）、陆枢《长律三十韵》（故宫博物院藏）、陈璧诗卷（《大观录》卷九下）、《草玄阁诸家和韵诗册》（日本高岛氏藏）等都留有杨维桢评点的墨迹。
杨维桢晚年的生活逍遥自在，自号锦窝老人、梦外梦道人，更有弟子称他为“江山风月福人”。宋濂《杨维桢墓志》云：“晚年益旷达，筑玄圃蓬台于松江之上，无日无宾，亦无日不沈醉。当酒酣耳热，呼侍儿出，歌《白雪》之辞，君自倚凤琶和之。”可见杨维桢晚年，放浪形骸，颇有仙人之风。杨维桢与松江官员、豪门、寺观都有良好的关系，为他晚年的舒适生活提供保障。杨维桢晚年文名很大，“荐绅大夫与岩穴之士，踵门求文者座无虚席”，收入颇丰。
陆居仁有《次韵赠铁崖二首》，一首云“求文巨室持金献，问字诸生载酒来”，另一首云“雄文任索千金价，高马还输十岁孩”。尽管这有夸张的成分，但杨维桢的生活肯定比当时普通文人要滋润得多。至正二十年（一三六〇）杨维桢为青龙镇杜隐君撰《有馀闲说》（现藏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至正二十二年为张堰镇杨谦题《杨竹西小像卷》、至正二十五年为祥泽张麒书《张氏通波阡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等作品，反映了他与松江一些大家族的交往。
而他跋邹复雷《春消息图卷》（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三云所志》（故宫博物院藏）、《真镜庵募缘疏卷》（上海博物馆藏）、题赵葵《杜甫诗意图卷》（上海博物馆藏）等，反映了他与道观、寺院的关系。
杨维桢《三云所志》
如《三云所志》，是至正二十二年（一三六二）二月杨维桢过茅山道士陈宗俭丹房，为之书五言长诗一首。查孙小力《杨维祯年谱》，该年上半年事迹阙如，无茅山之行的记载。那么就存在两种可能性：或是杨维桢去茅山访陈宗俭，或是陈宗俭像另一位茅山道士沈澄（字秋渊）一样，因避乱移居松江。因松江距茅山较远，以后者更有可能。陈宗俭资料阙无，然清人陈鸿寿有书法条幅云：“茅山道士陈宗俭，高卧仙家十二窝。莫放鼾声惊梦觉，白云不似向时多。”
杨维桢和元末许多文艺名家都有交往，与黄公望、倪瓒、王蒙、陆居仁等关系颇密，这些在他的传世作品如题黄公望《九珠峰翠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题顾安、张绅《古木竹石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题张中《桃花春鸟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也有反映。
如《古木竹石图》是元末四位名家合作完成的奇品。顾安先画墨竹，张绅补枯木，随后杨维桢在画幅上方题诗。到了洪武六年（一三七三），倪瓒在画幅右侧接了一幅纸，补石并题长诗。右侧接纸的形状很奇怪，并不规则，似乎是原画已经残损，而凑合着残损的边缘接补。明人张丑《清河书画舫》卷十一云：＂张云门古木，顾定之疏篁小幅，而杨铁崖题之，足称三绝。向后倪元镇骈纸右方为添秀石，连络树头竹叶，兼题识淋漓，大奇。＂这样的四家合作，已经超出一般意义上的合作画——它不局限于时间、地点，甚至不局限于纸幅，完全是任情恣性的发挥了。
杨维桢晚年经常外出游玩，多次重游昆山。不过此时玉山草堂主人顾瑛已自身难保，避居嘉兴，接待杨维桢的是清真观主持余善。
余善，字复初，号昆丘外史，为全真派弟子，与张雨、杨维桢同是道教中人，又是志趣相投的诗友。
在至正后期，杨维桢每次造访昆山都住在清真观中。在清真观，杨维桢留下了多件墨迹，时间多集中在至正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一三六一—一三六三）。有《小游仙辞序》残卷（故宫博物院藏）、跋张雨《自书诗册》（吉林省博物院藏）、《晚节堂诗札》（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题龚开《骏骨图卷》（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题元人《春山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张栻《城南诗卷》（故宫博物院藏）、《游仙唱和诗册》（上海博物馆藏）、《溪头流水诗轴》（上海博物馆藏），多达八件。其中《小游仙辞序》《游仙唱和诗册》《溪头流水诗轴》都是为余善而书，证明了二人关系的亲密。
清真观有竹洲馆，是杨维桢寓昆时的客舍。竹洲馆本为寻常馆舍，因杨维桢而传名后世，明初圮废，正德年间得以复建。松江作为元末乱世最后的避风港，聚集了许多各地文人，经常有雅集活动。
杨维桢《玉井香亭诗帖》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杨维桢《玉井香亭诗帖》，记录了至正二十六（一三六六）年六月松江的一次雅集。诗中写道“朱公神仙人，冰雪照肺腑……门掩一亩宫，虹梁跨风渚。乔木八九株，梧桐夹槐榉。中有玉井香，银云洒零雨”，这几乎就是一幅雅集图景的描述。跨过石梁，进入主人的一亩之园，乔木环抱的玉井香亭中，有几位文士在品茶饮酒、吟诗作画，而此时“焉知人间世，大火虐如虎”，朱元璋和张士诚正在进行最后的拼杀。元代后期的文人雅集，以玉山雅集、清阁雅集、耕渔轩雅集最为知名，而到了至正二十年以后，这些雅集都已经衰败。这次玉井香亭雅集，堪称元代文人雅集的余晖了。
明朝建立以后，杨维桢表现得淡泊自守、处变不惊，他既不强调自己的遗民身份，也不刻意讨好新朝。在他的诗文中，更多的是对普通百姓的同情、对贪官污吏的讽刺和对新朝官员的期望。洪武三年（一三七〇）杨维桢被征召修礼乐书，正月抵京师（今南京），三月泛舟秦淮河，四月肺疾发作，五月返回松江后去世，享年七十五岁。
《本中书室图与云林子赋》
杨维桢临终这年有两件书迹，一是《本中书室图与云林子赋》，乃明代《晴山堂石刻》（现存江阴徐霞客故居）的开篇之作。杨诗云：“小凤遐飞碧玉京，玄亭抵掌共卿卿。图成好识先天语，十二楼头第六楹。”虽未署年月，但根据倪云林《本中书室图》及题诗作于洪武三年正月，且杨维桢诗序中“予时在阁中”之语，可推知杨维桢赋诗的时间必在其入京修礼乐书的百日之中。然而奇怪的是，这件石刻的书法风格与杨维桢书风毫无相似之处。《晴山堂石刻》是徐霞客搜集与其家族相关的诗文序铭刊刻而成。学者缪荃孙、容庚已先后指出，《晴山堂石刻》中有一部分并非据明初墨迹上石。杨维桢这件作品，可能在徐霞客当时，原墨迹已经丢失或损坏，是重新誊写的，故并非杨氏亲笔。
《芝庭处士虞君墓碣铭》
另一件是《芝庭处士虞君墓碣铭》，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这是杨维桢的绝笔之作，著录于《平生壮观》《过云楼书画记》。该文收录于《铁崖漫稿》清抄本和《杨铁崖文集全录》清抄本卷二。经仔细比对墨迹本和上述两种文集，字句有少许不同，墨迹本反而能纠正文集中的一些错误。
比如文集中“而孤子宗海，思其亲者胸弗置”一句，语意不通，而墨迹本作“思其亲者曾弗置”，意思是，念及他的老父亲还没有安置好。
又如，文集“繄周王让虞有昆，孰云投荆嗣亡闻”的上半句，墨迹本作“繄周让王虞有昆”，一字颠倒，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差别。前者语意不通，后者就好解释：周朝推让王位的虞仲有子孙啊，谁说投奔荆蛮之地，后代就默默无闻？这就与文中“君裔出虞仲氏”对应起来了。
还有，《铁崖漫稿》中“幼尝从吴门克斋先生学”一句。《杨铁崖文集全录》作“幼尝从吴门克斋齐先生学”，因“斋”“齐”二字繁体相近，《全元文》四十二册点校者认为“齐”为衍文，删去。而墨迹本“克斋”之下先写“徐”，后改为“齐”，说明克斋先生姓齐，解释了这个疑惑。另外，《芝庭处士虞君墓碣铭》的开头，杨维桢自署为“奉议大夫、翰林院直学士致仕”，这是正五品的官职，比他至正十八年获授“奉训大夫、江西等处儒学提举”（从五品）提升了一级。这是以往任何史料都未曾记载的。
一世之短
百世之长
杨维桢在仕途的反复受挫，以及他对政治人物的屡屡失望，迫使他寻找新的人生道路，以解决其现实困境。既然无力济世，只能独善其身，实现个体的生命价值。恰好，在元末浙西地区，聚集了一大批入仕无门的文学艺术家，相近的社会价值观和艺术观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经常开展各种雅集活动。于是，杨维桢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才华，不可遏止地迸发出来，最终成为元代极有创造力和影响力的文艺大家。坎坷的仕宦经历，对杨维桢的文艺创作也带来巨大的影响。处在逆境中的文人，志向不得伸展，往往能在文学艺术上发挥出巨大的潜能。唐人柳宗元说：“于是感激愤悱，思奋其志略以效于当世，故形于文字，伸于歌咏。”
杨维桢曾撰《三史正统辨》欲献朝廷，撰《五论》呈张士诚，还有在多篇文章中鼓励自己的学生为国出力，为民解困，都是其忧国忧民的体现。杨维桢的诗歌具有奇崛浪漫的想象力，书法具有狂放不羁的奇特面貌，所谓“铁崖体”与他仕途的一再挫败以及性格上的“铁石心”大有关系。愈挫愈坚，愈激愈勇，杨维桢的人格与其诗文、书法、音乐，不都是这样吗？
各种对于杨维桢的评价，最为知音的还是宋濂。其撰《杨维桢墓志》云：然君不可谓不幸也。使君志遂情安，稍起就勋绩，未必专攻于文；纵攻矣，未必磨砺之能精；藉曰精矣，亦未必岁积月累，发越如斯之夥也……一世之短，百世之长，如君亦足以不朽矣。
在宋濂看来，杨维桢的坎坷仕途是对他心志的一种磨炼，也是他取得卓越成就的必要代价。以一世之短赢得百世之长，杨维桢足以不朽。
杨维桢（年－年），字廉夫，号铁崖、铁笛道人，又号铁心道人、铁冠道人、铁龙道人、梅花道人等，晚年自号老铁、抱遗老人、东维子。绍兴路诸暨州枫桥全堂（今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全堂村）人。元末明初诗人、文学家、书画家。[1]
杨维桢自幼聪颖，其父杨宏对他寄予厚望。泰定四年（年）中进士，放天台县尹，因惩治作恶县吏，遭奸吏报复免官。后任职钱清盐场，因请求减轻盐税被斥为忤上，以至十年不调。后官至建德路总管府推官，继升江西儒学提举。元末避乱居富春山，后迁居钱塘（今杭州）。张士诚居浙西时屡召不赴，后徙松江，从此遨游山水，以声色自娱，东南才俊之士登门求教不绝。[1]
杨维桢的诗，最富特色的是他的古乐府诗，既婉丽动人，又雄迈自然，史称“铁崖体”，极为历代文人所推崇。有称其为“一代诗宗”、“标新领异”的，也有誉其“以横绝一世之才，乘其弊而力矫之”的，当代学者杨镰更称其为“元末江南诗坛泰斗”。他著述等身，行于世的著作有《春秋合题着说》《史义拾遗》《东维子文集》《铁崖古乐府》《丽则遗音》《复古诗集》等近二十种。
书法以行草最工，笔势岩开，有“大将班师，三军奏凯，破斧缺牖，例载而归”之势，传世作品有楷书《周上卿墓志铭》，行书《张氏通波阡表》《真镜庵募缘疏卷》《鬻字窝铭》《城南唱和诗卷》《元夕与妇饮诗》、草书《梦游海棠城诗卷》《竹西草堂记卷》《致理斋尺牍》《晚节堂诗》《沈生乐府序》等，其余墨迹则多见于书札及书画题跋之中。
本名杨维桢别称杨铁崖字号字廉夫号铁崖、铁笛道人、东维子所处时代元末明初民族族群汉族出生地绍兴路诸暨州枫桥全堂村出生时间年去世时间年主要作品《东维子文集》《铁崖先生古乐府》；行草书《真镜庵募缘疏卷》主要成就元末最具艺术个性的诗人，独创“铁崖体”，诗名擅一时
杨氏一族原居枫桥（今属绍兴诸暨），杨维桢曾祖杨文修，字中理，乃宋代名医，人称杨佛子，著有《医衍》、《地理拨沙图》。后杨氏卜居全堂，全堂东
杨维桢半身像
杨维桢半身像[2]
南有桐冈山，西南有鲚鲤尖，村中有池名泉塘，村以池名，谐音全堂，池旁卧有铁崖山，“因岩石呈铁色而得名”，今人俗称小山头。
母亲李氏，“梦月中金钱坠怀，而生维桢”。兄弟三人，维桢居中。维桢生于元贞二年（），之所以号铁崖，因其父杨宏在铁岩山麓筑楼，红楼植梅百株，楼上藏书万卷，并将梯子撤去，令其与从兄杨维翰（～，字子固，号方塘，元末画家）专心攻读，每天用辘皿传食，苦读五年，时人称其为“杨铁崖”，因擅吹铁笛，自号铁笛道人。杨维桢自幼颖悟，能“日记文章千言”，黾勉读书，为增见识，少时又游学甬东。
泰定四年（）中进士[3]，任天台县尹，因依法惩治作恶县吏，遭奸吏报复被黜。继任职钱清盐场司令，因请求减轻盐税不允，决意投印去官，方获准减额三千，但以忤上故，十年不获升迁。元修辽、金、宋三史，他作“正统辩”千言，总纂官欧阳玄赞叹：“百年后，公论定于此矣”。后调任江西儒学提举，因交通受阻，未成行。值兵乱，浪迹浙西。张士诚据浙西，屡召不赴，戏答：“江南处处烽烟起，海上年年御酒来。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怀抱几时开？”后张士诚令其弟张士德上门求教，杨维桢站在元政府立场修书一封，臧否张士诚。信中责备张士诚“铨放私人不承制，出纳国廪不上输”，骂他自选官吏，不缴粮食，确为实情。此外，指出张四个优点“兵不嗜杀，闻善言则拜，俭于自奉，厚给吏禄而奸贪必诛”，以及四个缺点“是非一谬，黑白俱紊”，将帅、守令、亲族等“为阁下计者少而身谋者多”，“狃于小安而无长虑”，“身犯六畏，衅阙多端”。预言他“不有内变，必有外祸”。
杨维桢石刻像
杨维桢石刻像[4]
杨维桢后以冒犯丞相达识帖睦迩而徙居松江（今属上海市），筑园圃蓬台。门上写着榜文：“客至不下楼，恕老懒；见客不答礼，恕老病；客问事不对，恕老默；发言无所避，恕老迂；饮酒不辍车，恕老狂。”在松江时与张堰杨谦、廊下陆居仁、吕巷吕良佐等交往甚深，吟咏唱和，诗赋相乐。吕良佐倡设“应奎文会”，他为主评，与天下文人墨客切磋诗文，一时天下学士慕名前来赴会者，不可胜计。他又周游山水，头戴华阳巾，身披羽衣，坐于船上吹笛，或呼侍儿唱歌，酒酣以后，婆娑起舞，以为神仙中人。
其父筑室铁崖山中，环绕书楼种梅花数百株，聚书数万卷，。登藏书楼后去掉梯子，如此读书5年。从政后，益聚书。如收藏有《太平纲目》20策、《洞庭杂吟》50卷，《琼台曲》、《历代诗谏》卷等诗文集。藏书印有“廉夫”、“杨廉夫”二印。值兵乱，浪迹浙西山水间，晚居松江。明初，朱元璋召他修书，作《老客妇谣》诗以拒绝。诗学李贺，明初有人称其为“文妖”。工行、草书，书风炯异于时人，传世书迹有《城南唱和诗卷》、《真镜庵募缘疏卷》、《张氏通波阡表卷》、《游仙唱和诗册》等。[5]
明太祖派翰林詹同奉印登门召其纂修礼、乐书，婉辞不去，答曰“岂有老妇将就木而再理嫁者耶”，以明不仕两朝之意。为躲避官府，回到家
杨维桢小像
杨维桢小像
乡全堂。兵丁追至，路遇，杨维桢将紫暘宫念作柴汤官，兵丁以其不识字，任其自去。洪武三年，再被有司敦促，无奈赴京，赋《老客妇谣》一首再明不复出仕。抵南京，见朱元璋，奏称：“陛下竭吾所能，不强吾所不能则可，否则有蹈海死耳。”留京百有一十日，俟所修书叙例略定，即乞归家。朱元璋碍其名望太大，不敢过于勉强，行前宋濂赠诗曰：“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至家，易箦，急撰《归全堂记》，掷笔而亡。曾做绝命诗：“昨日追随阿母游，锦袍人在紫云楼。谱传玉笛俄相许，果出金桃不外求。”史载杨维桢葬于松江干山，与好友钱惟善、陆居仁合称三高士墓。干山位于松江县西北机山东，相传干将曾铸剑于此，故名。另据今全堂村人相传，杨维桢当葬于桐冈山，惜无史可查。死后，宋濂为他写了《元故奉训大夫江西等处儒学提举杨君墓志铭》。
轶事
二十岁时，杨维桢赴甬东从师求学，父不惜卖掉良马，以充足其游学费用。杨维桢则节衣缩食，把钱多用于买书。学成归来，父亲见到杨维桢带回《黄氏日钞》之类一大叠书，欣喜地说：“这比良马更难得!”
元至正八年始，由江苏苏州昆山顾德辉发起主持的“玉山雅集”，精神领袖便是杨维桢，一直到元末，大小雅集50余次，上百名士参与，集诗文余篇，真乃千古流芳；元至正十年，由浙江桐乡濮院濮凤后人濮允中发起，杨维桢担任主评裁，举办“聚桂文会”，多个东南名士会聚而来，杨维桢撰写了《聚桂文集序》，成为元末中国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学盛会。
性情
杨维桢为人宽厚，与人交，无疑贰。对出身贫贱而有才德的人，礼之如师傅；对无才德的人，则即使是王公也白眼相对。平素乐道人善，尤不记人小过。特别是对学有长进的青年人，即使有一文之美，一诗之工，必为批点，粘于屋壁，以示来客。远近的人都称道杨维桢是一个忠厚长者。杨维桢性格狷直，行为放达，导致仕途挫折，但不以此为意。
思想
他的思
杨维桢
杨维桢
想比较复杂，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反叛传统的“异端”倾向。肯定人性的“自然”，是其思想的核心价值范畴。他说：“尧舜与许由虽异，其得于自然一也。”（《自然铭·序》）意谓尧舜为圣人，许由作隐士，都出于自己的生活意欲，他们的选择并无高下善恶之分。《赠栉工王辅序》一文表达了同样思想，认为无论是医卜工贾，还是公卿大吏，谋生方式各异，但都有自己的生存意欲，所谓“耕虽不一，其为不耕之耕则一也”。他希望栉工王辅明白，自己和“公卿大吏”一样，大家都是为了吃饭，尽管方式不同，其间没有贵贱的区别。强调“自然”，当然和《庄子》有关系，但在杨维桢这里，已经全然没有避世和委曲求全的意识，而是用相当平淡的态度来看待人们在社会中的不同生活方式，表现出对自由的生活意欲的尊重。
人物成就编辑
诗文
杨维桢在
杨维桢
杨维桢
诗、文、戏曲方面均有建树，历来对他评价很高。杨维桢为元代诗坛领袖，因“诗名擅一时，号铁崖体”，在元文坛独领风骚40余年。他的乐府诗有很多咏史、拟古之作。创造手法上有浪漫主义的特点，好驰骋异想，运用奇辞，受李贺影响很深。他的五、七言绝句则学习南朝乐府和刘禹锡竹枝词，语言通俗，风格清新，很有民歌味道。他的诗中有不少反映客观生活、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其诗文清秀隽逸，别具一格，他长于乐府诗，多以史事与神话为题材，诡异谲怪，曾被人讥为“文妖”。其诗好比兴迭出，奇想联翩，所创《西湖竹枝词》，通俗清新，和者众多。著有《东维子文集》、《铁崖先生古乐府》等。
杨维桢个性倔强，不逐时流，《明史·本传》谓其“载华阳巾，披羽衣，坐船屋上，吹铁笛”作《梅花弄》，或“呼侍儿歌《白寻》之辞，自倚凤琶和之，宾客俱翩跹起舞，以为神仙中人”，可见其风流洒脱如此，其尝在《梦洲海棠城记》中谓：“吾尝谓世间无神仙则已，有则自是吾辈中人耳”他剧其间，与陆居仁、钱惟善、倪云林、宋仲温、柯九思、张雨等诸才俊之士相契，饮酒赋诗，挥毫弄墨，放浪于形骸之外，游艺于笔墨之间，使其个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书法
杨维桢的书法亦如他的诗一样，讲究抒情，尤其是草书作品，显示出放浪形骸的个性和抒情意味，杨维的传世墨迹约十余件，且都是五十岁后所书，故无法探求到他早年时学书的来龙去脉，但从其楷、行草诸体具备的遗作中来看，可其功力深厚，其书由诏追溯汉魏两晋，融合了汉隶、章草的古拙笔意，又汲取了二王行草的风韵和欧字劲峭的方笔，再结合自己强烈的艺术个性，最后形成了他奇崛峭拔，狷狂不羁的独特风格，与赵孟頫平和、资媚、秀美、曲雅的风格形成鲜明的对比，因其书不合常规，超逸放轶，刘璋在《书画史》中评曰：“廉夫行草书虽未合格，然自清劲可喜。”吴宽《匏翁家藏书》则称其书如“大将班师，三军奏凯，破斧缺笺，倒载而归。”他晚年的行草书，恣肆古奥，狂放雄强，显示出奇诡的想象力和磅礴的气概。
杨维桢书法能
杨维桢书法作品
杨维桢书法作品(13张)
将章草、隶书、行书的笔意熔于一炉，并加以发挥。他的字，粗看东倒西歪、杂乱无章，实际骨力雄健、汪洋恣肆。如果说把赵孟頫比作优美的代表，那他则是壮美的典范。书法的抒情性在他这里得到充分的张扬。他反对摹拟，主张不工而工。他认为“摹拟愈逼，而去古愈远”，主张诗品、画品、书品与人品作统一观，认为书品无异于人品。于此，我们也找到了他怪异书风的精神来源。黄惇评其作品粗头乱服，不假雕饰，常以真、行、草相互夹杂，并以卧笔侧锋作横、捺笔画的章草波磔；结字欹侧多变、长短参差、大小悬殊；章法则字距大于行距，在貌似零乱错落中，凸显其跳荡激越的节奏旋律。其代表作有《题邹复雷春消息卷》、《城南唱和诗册》、《真镜庵募缘疏卷》等。《中国书法全集-康里巙巙、杨维桢、倪瓒》卷收有他两件立轴书，书于年《溪头流水诗草书轴》不仅在作品章法款式已见立轴书的成熟模式，笔法多变，结字诸体杂揉，倔犟超逸，足显其书法的趋于偏激的表现主义风格。
传世墨迹有《鬻字窝铭》、《真镜庵募缘疏》、《梦游海棠城记》、跋邹复雷《春消息》图等，楷书有《周上卿墓志铭》。杨维桢善行草书，笔法清劲遒爽，体势矫捷横发，富于个性，自成一种特殊面貌有“大将班师，三军奏凯，破斧缺斤，例载而归”之势。传世主要作品有《真镜庵募像疏卷》、《鬻字窝铭立轴》（故宫博物院）、《城南唱和诗册》（北京故宫博物院）、草书《梦游海棠城诗卷》（天津市文物管理处）、《竹西草堂记卷》（辽宁省博物馆）、《晚节堂诗》（现藏日本）、《沈生乐府序》等。其余墨迹多见于书札及书画题中。
书学观点
杨维桢在《声诗意序》中
杨维桢
杨维桢
说：“东坡以为诗为有声画，画为无声诗。盖诗者，心声；画者，心画。两者同体也。”而在《图绘宝鉴序》中说：“予曰：书盛于晋，画盛于唐宋，书与画一耳。士大夫工画者必工书，夫其画法即书法所在。”诗、书、画都是表达人的情性、心声，但人的情性是各不相同的，因而“评诗之品无异人品。人有面目、骨骼，有情性、神气，诗之丑好高下亦然。”书画的品格亦无异人品。他说：“画品优劣，关乎人品之高下，无论侯王贵戚、轩冕才贤、山林道释、世胄女妇，苟有天质超凡人圣，可冠当代而名后世矣。”这表明杨维桢将诗、书、画品与人品紧紧地连在一起，这样的艺术作品风格论似乎古已有之，并无新见，但却自有其切入的角度，归入杨维桢艺术性情说的整个框架。杨维桢看到作品形式外观（格调）与人的情性神气的内在联系，并作为品评的标准，这已是对人品、书品、画品说的一个具体发展了。故他在《跋李西台六帖》中说：“西台（李建中）和林和靖绝相类，涪翁（黄庭坚）评之，谓西台伤肥，和靖伤瘦。和靖清苦之士也，瘦之伤为不诬；西台之书类其为人，典重温润，何肥之伤也哉！”
他不同意黄山谷（黄庭坚）并非否定李西台（李建中）书法的评价。他说“李西台出群拔萃，肥而不剩肉，如世间美女丰肌，而神气清秀者也。但摹手或失其笔意，可恨耳。”肥而不剩肉，指肥中仍有骨。但摹手只摹其形肥，于是失掉笔意。杨维桢认为李西台线条形态的丰肥，是与他典重温润的个性分不开。李西台的情性，决定了他的书法形相的丰肥温润，因而谈不上“伤肥”。杨维桢和黄山谷从不同的角度看待李西台书法形相的成因，各有其合理性。在杨的眼中，林和靖书法面目的清瘦，也是他清雅绝俗性格的外现。这个“瘦”指线条的劲健挺细，用笔平稳，不作大幅度提按，这种审美趣尚，也是其性格的外观。总之，杨维桢重视书家情性、个性与书法面貌的内在联系，为形式外观找到了一个内在的依据。
音乐
杨维桢于音乐的造诣也极深，特别是善吹铁笛，其“铁笛道人”的别号即因此而来。
人物评价编辑
诗歌评价
《四库全书总目》：
杨维桢小像
杨维桢小像
维桢以横绝一世之才，乘其弊而力矫之，根柢於青莲（李白）、昌谷（李贺），纵横排奡，自辟町畦。其高者或突过古人，其下者亦多堕入魔趣。故文采照映一时，而弹射者亦复四起。
宋濂为之作《杨君墓志铭》称：“元之中世有文章巨公起于浙河之间，日‘铁崖’君，声光殷殷，摩戛霄汉，吴越诸生多归之，殆犹山之宗岱，河之走海，如是者四十余年乃终。”
张雨在《〈铁崖先生古乐府〉序》中说：“三百篇而下，不失比兴之旨，惟古乐府为近。今代善用吴才老韵书，以古语驾御之，李季和（李孝光）、杨廉夫（杨维桢）遂称作者。廉夫又纵横其间，上法汉魏而出入于少陵（杜甫）、二李（李白、李贺）之间，故其所作古乐府辞，隐然有旷世金石声，人之望而畏者，又时出龙鬼蛇神，以眩荡一世之耳目，斯亦奇矣。”
顾嗣立：至正改元，人才辈出，标新立异，则廉夫（杨维桢）为之雄，而元诗之变极矣！[6]
杨镰先生在《元诗史》中论及杨维桢时说：“不论持怎样的诗学观点，元代诗人是以虞集、杨维桢、萨都剌为代表则无可否认。元诗风格，在虞集与杨维桢的诗篇之中有典型的体现。杨维桢是否为元代最有成就的诗人，可以也应该有争论，但他无疑是最有影响的诗人。”
黄仁生评述杨维桢的创作时认为：“从总体上说，他的全部诗歌实际上都是吟咏情性、表现人性之作，比较完整而深入地保留了诗人主观精神世界构成和活动的印迹，形象而深刻地展示了作者身心矛盾的内涵与本质。”[7]
书法评价
杨循吉：铁崖平生以文字为游戏，……观其落笔层层叠叠乃能发许多议论，亦可谓宏且肆矣。[8]
吴宽：如“大将班师，三军奏凯，破斧缺析，倒载而归。”[9]
徐有贞：铁崖狂怪不经，而步履自高。[10]
安世凤：杨铁奇人也，不遇其时，不偿其志，遂奇其歌辞并奇其踪迹。[11]
人物轶事编辑
四方平定巾
杨维桢见明太祖朱元璋还有这样一则传说：朱元璋见其戴的方巾帽很特别，忍不住问了一下，杨维桢答是“此四方平定之巾也。”朱元璋听了十分高兴，于是颁诏天下，规定为儒生、生员及监生等专用。其实所谓“四方平定巾”无非是用黑纱罗制成的、可以折叠的便帽，在明代著作中屡有记载，且有官之人家居时亦常戴之。[1]
作品选摘编辑
诗作
深情长是暗相随，月白风清苦苦思。不似东姑痴醉酒，幕天席地了无知。
齐云楼外红络索，是谁飞下云中仙？刚风吵起望不极，一对金莲倒插天。
平时诡语难为信，醉后微言却近真。昨夜寄将双豆蔻，始知的的为东邻。
十六天魔教已成，背反莲掌苦嫌生。夜深不管俳场歇，尚向灯前踏影行。
一片青云白鹭前，桃花水泛住家船。呼儿去换城中酒，新得槎头缩项鳊。
髻云浅露月牙弯，独立西风意自闲。书破绿蕉双凤尾，不随红叶到人间。
西邻昨夜哭暴卒，东家今日悲免官。今日不知来日事，人生可放酒杯干？
徐家园里野莺啼，张家楼头客燕酒。千金买宅作邮传，何处高桓大字题？
皇帝书征老秀才，秀才懒下读书台。子房本为韩仇出，诸葛应知汉祚开。
太守枉于堂下拜，使臣空向日边回。老夫一管春秋笔，留向胸中取次裁。
天迷关，地迷户，东龙白日西龙雨。撞钟饮酒愁海翻，碧火吹巢双猰。
照天万古无二乌，残星破月开天馀。座中有客天子气，左股七十二子连明珠。
军声十万振屋瓦，排剑当人面如赭。将军下马力排山，气卷黄河酒中泻。
剑光上天寒彗残，明朝画地分河山。将军呼龙将客走，石破青天撞玉斗。
小龙啼春大龙恼，海田雨落成沙炮。天吴擘山成海道，鳞车鱼马纷来到。
鸣鞘声隐佩锵琅，璚姬玉女桃花妆。贝宫美人笄十八，新嫁南山白石郎。
西来态盈庆春婿，结子蟠桃不论岁。秋深寄字湖龙姑，兰香庙下一双鱼。
三月十日春蒙蒙，满江花雨湿东风。美人盈盈烟雨里，唱彻湖烟与湖水。
水天虹女忽当门，午光穿漏海霞裙。美人凌空蹑飞步，步上山头小真墓。
华阳老仙海上来，五湖吐纳掌中杯。宝山枯禅开茗碗，木鲸吼罢催花板。
老仙醉笔石栏西，一片飞花落粉题。蓬莱宫中花报使，花信明朝二十四。
老仙更试蜀麻笺，写尽春愁子夜篇。
银河忽如瓠子决，泻渚五老之峰前。我疑天仙织素练，素练脱轴垂青天。
便欲手把并州剪，剪取一幅玻璃烟。相逢云石子，有似捉月仙。
酒喉无耐夜渴甚，骑鲸吸海枯桑田。居然化作十万丈，玉虹倒挂清冷渊。
苏小门前花满株，苏公堤上女当垆。南官北使须到此，江南西湖天下无。
劝君莫上南高峰，劝郎莫上北高峰。南高峰云北高雨，云雨相催愁杀侬。
石新妇下水连空，飞来峰前山万重。妾死甘为石新妇，望郎忽似飞来峰。
老客妇，老客妇，行年七十又一九。少年嫁夫甚分明，夫死犹存旧箕帚。
南山阿妹北山姨，劝我再嫁我力辞。涉江采莲，上山采蘼。采莲采蘼，可以疗饥。
夜来道过娼门首，娼门萧然惊老丑。老丑自有能养身，万两黄金在纤手。
上天织得云锦章，绣成愿补舜衣裳。舜衣裳，为妾佩古意，扬清光，辨妾不是邯郸娼。
戏曲
小令：普天乐
十月六日，云窝主者设燕于清香亭，侑卮者东平玉无瑕张氏也。酒半，张氏乞手乐章。为赋双飞燕调，俾度腔行酒以佐主宾。
玉无瑕，春无价，清歌一曲，俐齿伶牙。斜簪剃髻花，紧嵌凌波袜。玉手琵琶弹初罢，怎教他流落天涯。抱来帐下，梨园弟子，学士人家。
套数：夜行船
吊古霸业艰危，叹吴王端为。苎罗西子，倾城处，妆出捧心娇媚。奢侈，玉液金茎，宝凤雕龙，银色丝鲙。游戏，沉溺在翠红乡，忘却卧薪滋味。
乘机，勾践雄徒。聚干戈，要雪会稽羞耻。怀奸计，越赂私通伯嚭。谁知，忠谏不听，剑赐属镂，灵胥空死。狼狈，不想道请行成，北面称臣不许。
堪悲，身国俱亡。把烟花山水，等闲无主。叹高台百尺，顿遭烈炬。休觑，珠翠总劫灰，繁华只废基。恼人意，尀耐范蠡扁舟，一片太湖烟水。
听启，木隽李亭荒。更夫椒树老，浣花池废。问铜沟明白，美人何处？春去，杨柳水殿攲，芙蓉池馆摧。动情的，只见绿树黄鹏，寂寂怨谁无语。
馆娃宫，荆榛蔽。响屧廊，莓苔翳。可惜剩水残山，断崖高寺，百花深处一僧归。空遗旧迹，走狗斗鸡。想当年僭祭，望郊台凄凉云树，香水鸳鸯去。酒城倾坠，茫茫练渎，无边秋水。
采莲泾红芳尽死，越来溪吴歌惨凄。宫中鹿走草萋萋，黍离故墟，过客伤悲。离宫废，谁避暑？琼姬墓冷苍烟蔽。在原滴，空原滴，梧桐秋雨，台城上，台城上，夜乌啼。
越王百计吞吴地，归去层台高起，只今亦是鹧鸪飞处。
散文
《煮茶梦记》
铁龙道人卧石林。移二更。月微明及纸帐。梅影亦及半窗。鹤孤立不鸣。命小芸童。汲白莲泉燃槁湘竹。授以凌霄芽为饮供。道人乃游心太虚。雍雍凉凉。若鸿蒙。若皇芒。会天地之未生。适阴阳之若亡。恍兮不知入梦。遂坐清真银晖之堂。堂上香云帘拂地。中着紫桂榻。绿璚几。看太初易一集。集内悉星斗文。焕煜爚熠。金流玉错。莫别爻画。若烟云日月。交丽乎中天。玉露凉。月冷如冰。入齿者易刻。因作太虚吟。吟曰。道无形兮兆无声。妙无心兮一以贞。百象斯融兮太虚以清。歌已。光飙起林末。激华氛。郁郁霏霏。绚烂淫艳。乃有扈绿衣。若仙子者。徒容来谒。云名淡香。小字绿花。乃捧太元杯。酌太清神明之醴以寿。予侑以词曰。心不行。神不行。无而为。万化清。寿毕。纾徐而退。复令小玉环侍笔牍。遂书歌遗之曰。道可受兮不可传。天无形兮四时以言。妙乎天兮天天之先。天天之先复何仙。移间。白云微消。绿衣化烟。月反明予内间。予亦悟矣。遂冥神合元。月光尚隐隐于梅花间。小芸呼曰。凌霄芽熟矣。
书画
《真镜庵募缘疏卷》
杨维桢《真镜庵募缘疏卷》，行草书。上海博物馆藏。《真镜庵募缘疏卷》是杨维桢的行草书佳作。作者晚年与僧道交往频繁，经常出入于寺庙道院，此卷特地为真镜庵募缘所撰写。其书章局变化丰富，随意而奇崛，用笔力遒韵稚，笔法跳宕，竭尽一唱三叹、回肠荡气的能事。用墨浓淡互济，干湿对比强烈，表现出作者的强烈的艺术个性，怪癖性格的极度张扬。
《城南唱和诗卷》
杨维桢《城南唱和诗卷》，行草书。论元代书法形态的奇崛古朴，杨维桢当数第一。这与他倔强的个性、深厚的学养又联系在一起所以，非常人所及。杨维桢的行草书，其风格在元代书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元代章草的复兴是从赵、邓开始的，但他们未能对章草这种书体作出什么创新，而以章草笔法杂以汉隶和今草笔法成功运用到行草书创作并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独有杨维桢一人。《城南唱和诗卷》，对章草笔意的运用达到了随心所欲、挥洒自如的境界。杨维桢把晋唐楷法和汉隶、章草、今草笔法融合在一起，故独有奇拙、古朴的趣味。所谓“矫杰横发”（李东阳）“狂怪不经”（徐有贞）“大将班师，三军奏凯。破斧缺斨，例载而归”（吴宽）就是指杨维桢书风中豪迈雄强、形态怪异、用笔粗放的特点。而这种激越奔放的气势，刀斫斧劈的雄强，正是筑基于章草笔法的渗入。
《七绝诗轴》
杨维桢《七绝诗轴》，草书，为张雨《小游仙诗》之一。纸本。墨笔。纵.7厘米，横34.9厘米。上海博物馆藏。此书清刚劲迈、纵横不羁，个性鲜明，酣畅淋漓地表达出作者的豪迈雄强、用笔粗放的特点。自署"老铁"，钤有"杨廉夫"白文、"铁笛道人"朱文两印记。书于至正二十三年（）正月，作者时年六十七岁。
《晚节堂诗》
杨维桢《晚节堂诗》，行书，书七言律诗一首。纸本。纵27厘米，横57.1厘米。凡17行，每行字数不－，共94字。款署“至正辛丑春三月十有二日”，辛丑即至正二十一年（公元年）时杨维桢65岁。
《周上卿墓志铭》
杨维桢《周上卿墓志铭》，楷书
《张氏通波迁表》
杨维桢《张氏通波迁表》，行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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